主观上我并不想责怪那些深爱着我的人们；可打着“为你好”的旗号来控制你几乎是最难被拒绝的一种类型。

　　从有记忆以来，母亲总是为我的吃穿提供无微不至的照顾。小时候的我体弱多病又多发哮喘，母亲尤其关注我的身体健康。我在《回首来处》中写到过这样一件事：小学里的一次出操，要求穿统一的服装，但是那次天气突变，妈妈怕我着凉，就让我穿了保暖的其他衣服。排队的时候，班主任老师质问我为什么不按照要求着装，我的回答是“我妈妈叫我这么穿的”。这件事透露出，母亲认为身体健康、“不着凉”是压倒其他一切的存在，并且能够为此漠视其他的规则；但在我的观念里，遵守管教者制定的规则是同样重要的，在当时的学校里，班主任老师是绝对的权威，集体主义观念是班主任老师的武器，如果表现得既不遵守老师的规则、又不与集体保持一致，会同时受到来自老师和同学双方的霸凌。因此我对母亲的决策表示不满，但当时的我并没有决定自己穿什么的权利，只能默默迎接必然的责备，并等待班主任老师质问我“为什么”，以便掷出那句无关痛痒的反抗。

　　——很多年以后你得以拥有自己照顾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使你可以在自己身上做对照实验。实验表明，着凉容易使你腹泻，但呼吸道感染总还是需要有具体的病毒入侵，在流感季佩戴口罩基本上就能使自己免于感染。

　　然而体弱多病显然并不意味着生病是什么快乐的事。感冒发烧打破了母亲做的一个又一个旅游计划，侵吞了她一日又一日的假期，加之医院急诊部的喧哗，日渐消磨着父母的耐心。每次生病，母亲都会问我之前去了哪里、做了什么，然后责备我“没有照顾好自己”，为这场疾病的来历找一个合适且具体的理由，罔顾教室拥挤的空间和长时间的密切接触本身就无可避免地成为病毒滋生和传播的温床。久而久之，我便习惯了生病是自己犯的错，以至于平时的小伤小病都选择不告诉父母——自然也不吃药——然后靠自己的免疫力硬扛，这样的做法一直持续到去年某朋友把感冒传染给了我并二话不说给我买了药，我服药后很快痊愈并惊讶地意识到原来感冒并不“需要”这么痛苦。

　　从母亲的身上总是能看到一些时代的烙印。母亲是一位文学爱好者，这让我有幸得以读到她新近整理出版的中学时代的日记，并蜻蜓点水地掠过八十年代的一段少女时光。在那里我看到她的坚毅与温柔交织并存，看到报效祖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的理想；在那里她说男生和女生之间何尝不能有纯粹的关系，勇敢主动地安慰难过的男同学，做男同学的思想工作，并为同学的封建思想和流言蜚语感到遗憾。她的芳华绽放。只是当我把这些文字和那段已听过许多遍的父母爱情故事串起来后，发现母亲追求父亲的图式仍然是传统的献殷勤，尽管结婚后他们共同打拼同甘共苦，但母亲为父亲、为这个“家”的隐形付出无疑是更多的。许多年以后，她在厨房里川流不息地做饭，听父亲说“我厌倦了川流不息地吃饭”或是挑剔饭菜的口味，然后默不作声。作为一名女性便只能如此吗？我不胜唏嘘。如果母亲不用从小读懂其父亲的脸色，不用做其父亲和兄长们的“小棉袄”，大概会有所不同吧。

　　父母不希望我乱花钱，小学里也不给我提供零花钱。但在我上中学以后，母亲格外关心我能否吃得饱饭，恨不得每天往我的书包里多塞些点心，听闻我对食堂的饭菜颇有微词，还破天荒地主动要求给我零花钱，让我放学回家的路上可以买些食物充饥。其实那时候我不太知道什么是饥饿，很神奇。我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饿大概是上高中以后的事了，从那以后每逢饭点，这种感觉就会回来造访我。但在那之前，我真的没有饿这种感觉；馋倒是有的。母亲的这种轻微反常并未引起我的注意，直到这些天也是在母亲的日记里我才知道，原来在母亲的中学时代也有吃不饱饭的食堂，放学路上的油墩子总是令人垂涎欲滴。这样的感受始终扎根在她的内心深处，并被投射到我的身上。

　　类似的还有很多。母亲相信经验，对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能够加倍共情；在解决问题时也依赖于自己的经验和身边人（尤其是权威人士、资深人士）的经验与建议。这与我常用的框架型认知、解构主义和现场收集并感知信息的方法存在比较大的差异。许多时候我受到的控制来源于母亲对经验主义的迷信以及极端的风险厌恶心理。母亲的经验几乎是万能的，而我的内倾直觉玄乎其玄的来历和瘸腿的表达在其面前毫无说服力。于是我没有被看见：我独特的体验和需要被母亲的（往往是过时的）经验淹没了。有时候我妄图坚持自己的想法，父亲这时便会说：“哎呀，你妈也是为了你好。”然后我往往就不好意思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