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们过度强调原生家庭的创伤而忽略了学校老师的教育在创伤的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一些“衡水模式”的受害者可能容易识别畸形的教育体系，并把这段痛苦的经历尘封在记忆中，以此来压抑自己的创伤。也许我们之后会谈到这种体系性的压迫，但结合自己在小学期间的经历，我想先说说一个失格的教育者如何在我的人生的早期阶段扮演起一个或许比一些父母更糟糕的角色。

　　接下来让我隆重请出我的小学班主任老师，我将隐去她的姓名。作为一位刚刚从师范院校毕业的年轻老师，她教育经验的缺乏无疑是情有可原的，不过我需要客观地将一些创伤归因到她的教育方式。在此请允许我再次强调，椰子壳里的所有文字都不想责怪背后的人们：我使用“归因”而不是“归咎”，因为我的根本目的是想看到自己身在何方、来路何从，看到自己一些不合理的信念是如何被养育出来的。

　　如今我居住在自己小学母校的不远处，每天出门都会路过母校的正门。有时和朋友一起路过，我会开心地告诉他们这里是我曾经上学的地方，告诉他们里面有一个被我称为蘑菇亭的小花园是我一段美好回忆的寄托。若非刻意提起，那些创伤性的记忆大约早已随风而去了。但当我翻开自己小学阶段的日记本，我才发现那些被我美化之前的经历是雾蒙蒙的，充满着灰尘和铁锈的气息。

　　课堂纪律的要求充其量是一种服从性训练，勉为其难地遵守一下似乎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大的痛苦。不过这种违反天性的管教方式总有人选择不服从，这时候老师就会选择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惩罚方式：连坐。一人违反纪律，全班罚坐或者罚抄。我从小就觉得这种管教方式是不可接受的，当然其中最首要的原因是朴素正义感和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我自己明明遵守了纪律，到头来凭什么还要被惩罚？可是似乎同学们看起来都对这种结局习以为常。违反纪律的同学往往是屡教不改的，全班于是便成为了罚坐的西西弗斯。

　　在我写下这些文字之前，我在某红色社交软件搜索了大家关于学校里连坐制度的看法。许多姐妹分享了自己的亲身体验，无一例外地对此表示反感和不公。其中有一篇分析文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中写道，“连坐制度并不是集体主义的；它恰恰是反集体主义的，通过将外部矛盾转化为集体内部矛盾来起到分化集体的作用。”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班级里小圈子盛行、小圈子之外的同学互不信任。这样的环境让我的外在批判者迅速增长，因为当时的我担任班干部，经常做一些记名字、打小报告的事。

　　在我们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之前，我们的行为往往模仿和内化自养育者的行为。我曾经是一个对于纪律非常刻板的人，这与母亲在我早期阶段使用一种评分评星的方式来考核我每天的生活、并决定我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奖惩有关，这点也是我在最近的自我分析中忽然发现的。

　　所以我在当时任职班干部期间，会比较刻板地去记下一些不听从提醒的同学的名字，然后报告给班主任，以为这是她所期望达成的目的。长此以往，我很自然地被同学们所孤立，但吊诡的是班主任老师也并没有因此而多么喜欢我或愿意来保护我。

　　有一段时间，班级里很盛行一种恶作剧，有人偷偷地把别人的东西故意拿到其他人那边去，然后制造有人偷别人东西的误会，以此来挑拨同学们之间的关系。不巧的是，那段时间有一次收饭费，有一位同学的钱不见了，班主任在课间问有没有谁看到或者拿了钱，没有人承认。气氛非常紧张。班主任下了狠话，大致意思是说如果现在不承认，之后被查到的话会有严重的后果；然后还让所有人趴下闭上眼睛，拿了的人自觉举手，但都没有人承认。之后大约是她把每位同学单独叫到办公室去问话，话术是“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你确定钱不在你这里？”然后我害怕了。我害怕有人故意拿了该同学的钱然后放到我这里来栽赃陷害我，可是在这样压迫性的气氛下又没有办法组织自己的语言，脱口而出的居然是“可能在我这里”。后来事情闹得很大，钱最后也没有在我这里找到，我回家向母亲解释了这件事，母亲又打电话给班主任代我解释，这件事才算过去。（2010年5月21日）

　　以上是一个外在批判者的例子，在那样的场景下，我潜意识觉得他人都是不可信任的，并且有伤害我的可能性。所幸，这样的想法随着我在后来的生命旅程中遇到了很好很好的朋友和伴侣而逐渐淡化了。事实上，即便在外在批判者主导的岁月里，我也从未放弃去寻找自己的“知音”，因为我感到自己迫切地需要有那样一个人来接住我的分享，与我互相陪伴，“在黑暗的夜里”。